“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阿尔贝·加谬的精神世界里带着理智的冷漠和宁静的气质,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坛掀起了一场最具规模的荒诞哲学。画面中的男子嘴角带着一抹捉摸不定的微笑,柔和而坚定的凝视着前方,成为一代代求知者的精神导师。

1930年,一场肺结核让进入哲学班的加谬开始感受到生命对人类的不公。6年后,面对毕业前的大学任教资格考试,仍处于病痛之中的加谬无奈作出放弃论文的准备,却在次年的时间初露精神思想的锋芒,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随笔中涉及到了人在被异化的世界里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威胁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等。1940的冬季,躲避维希政府控制的加谬带着妻子来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历经18个月的磨砺,代表作品《鼠疫》问世,书中记述了人类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伟大故事,从疫情前的平静安宁,到疫情爆发时的人心惶恐,至疫情扩散的麻木不仁,以及疫情结束的狂欢虚无,作者在虚构的世界里表现了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正如加谬所言,“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

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就像拿苹果和桔子作比较,加缪有意将自己与存在主义的头衔分离开来,并希望专注于他的文学和戏剧。萨特的作品,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更具可读性的作品(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仍然带有学术色彩。加缪的小说,无论是充满焦虑的莫尔索,还是勤奋的里厄斯博士,都展现了普通读者可以看到的英雄形象。

正是在这里,我们得出了加缪和萨特之间的主要区别。加缪从希腊神话中得到了巨大的灵感,尤其是西西弗斯的传说。他描述了存在的状态,每个人都认为这是荒谬的,荒谬的,没有价值的人生。如果没有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那么也就没有值得为之而死的东西。加缪认为,人只有在自身的语境中才会意识到荒谬。萨特采取了相反的方法。他写道:“人首先存在,遇见自己,在世界上涌动——然后定义自己。”人类主体首先意识到荒谬和自身的有限性,并在自身死亡的背景下实现自己的根本自由。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的历史是腐化的,混杂着失败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疲弱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之中,政权能摧毁今天的一切,却并不能说服,智者自贬身价成为了仇视和压迫的奴役。这代人不得不带着独有的清醒,为自身和周围修复一点点生存和死亡的尊严。

By ka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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